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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回看2023,作家們在讀什么?
      來源:澎湃新聞 | 呂圍  2024年01月19日09:31

      2023年,胡安焉等素人作者的流行,給了我們清晰而樂觀的提示。

      像胡安焉這樣的作家,他們很容易被標記為投合于時代的營銷品,但細讀胡安焉的履歷與作品,這并不成立,他有十余年的寫作經驗,且他始終把握著對寫作發自內心的本能,娓娓道來。正是長期的、不裝(不炫技)的、專注的、自立的、體面的寫作,才使他獲得了越來越苛刻與焦灼的讀者的幾乎一致激賞。需提及,在胡安焉之前,中國作家少有自己謀生的案例,文化圈也絕少吸納他們入場。

      而2022年獲諾獎,并在今年持續流行的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也反復提醒我們:中國經驗與實踐存在著向真實,也向思想開放的內容,只需輕輕轉化,撥開那些屏障與冗余。新面目和新跡象已足夠預指了某種新時代,然而文化界多少還泥足于舊傳統,尤待整體內在再塑后的“重頭”“做人”。而回到具體的個體,我們又見證了幾多卓越的人格、美好的實踐、崢嶸的寫作,他們又怎樣去面對這個復雜的時代?

      為了呈現中國文化的歷史痕跡,我們策劃了閱讀史這個訪談項目,邀請不同的文化從業者,談談他們作文作法、所想所夢。2023年,我們邀請七位作家和學者——韓博、李黎、李建春、三三、蘇怡杰、王威廉、趙志明,與他們交流一年來的變化和感悟。這七位作家和學者,在最近一年大多有新書出版。

      韓博:寫作的過程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全身心搏斗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懷著何種感受,閱讀或重讀了哪些書籍,并促成了幾多寫作或實踐?

      韓博:這一年我主要閱讀古希臘戲劇,尤其是歐里庇得斯的作品,把能夠找到的現存劇本都讀完了。這種閱讀當然有功利目的,因為我正在寫一本書《雅典娜之城》,我希望在盡可能了解古希臘黃金時代的基礎上完成這部作品。今年我也的確完成了這本書的初稿。受益于歐里庇得斯良多。以往,我借阿里斯托芬之眼看待歐里庇得斯,因為喜劇詩人總是嘲笑這位悲劇詩人,但一俟沉浸入歐里庇得斯所勾勒的希臘,你就知道他有多么偉大。實際上,他的作品,完全不比現代的任何戲劇作品弱——我甚至認為相反。

      學者張旭東在與我的一次交流中提及了類似“二十世紀的終結”的說法,大意是,中國二十世紀史層疊了多個世紀層,八十年代是中國二十世紀的“中點”,中國二十世紀仍未結束,或者說某種意義上二十世紀正在終結。那么我想,剛剛發生的二十一世紀應該是完全不同的世紀,而看看眼下,世界太新,我們大概需要成為某種新的人,書寫某種新的文學、文字。那么,你籌備自己或期待“我們”寫的究竟是什么?

      韓博:世紀的說法可能只是人類的自我中心主義時間歸類,自娛而已。的確,每一具體時間中的人都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描繪世界的方式,但去寫可能更重要,因為寫作的過程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全身心搏斗。而坐在桌前去想怎么寫只是一個理性的過程,非常有限。

      李黎:對層疊狀態的呈現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懷著何種感受,閱讀或重讀了哪些書籍,并促成了幾多寫作或實踐?

      李黎:2023年,以及此前幾年,我的閱讀一直勉強為之,很差,困頓。主要就是忙,閱讀成了最容易被犧牲和忽略的事情。時間往往也有,但因為不斷被各種事情切割開,所以篇幅較大的閱讀幾乎沒有,成體系的更談不上。有時候也因為知道某個具體的晚上、某個周末會有很多事情,所以干脆不去看書。相反,看手機倒總能見縫插針,有時候一個晚上刷視頻累計好幾個小時。有一次我大概是有點警醒,反問自己,我是一個圖書編輯,我怎么能以整晚刷手機的狀態去做書然后期待很多人去買呢?這個邏輯是不成立的。所以,我把家里的“小書”都整理出來,想著盡可能一本本看完?!靶本褪亲置嫔系囊饬x,薄薄的、一百多頁的那種書,幾萬字,往往一個晚上就可以看完。

      在這個過程中我繼續看了安妮·埃爾諾的幾本書,《一個女人的故事》《一個男人的位置》《年輕男人》《另一個女孩》等等,她的寫作思路給我很大的啟發。我寫小說二十來年,腦子里已經有著深刻的印記,就是短篇、中篇和長篇,每次新寫一篇,腦子里會告訴自己,這個寫成短篇、這個寫成中篇或者長篇。雖然事實會有變化,而且我也是以短篇居多,長篇幾乎沒有,但這種幾乎本能的對作品篇幅的規劃,經過多年實踐已經去除不掉了。更為關鍵的是,在中國寫小說似乎有一個必經之路,那就是短中長,依次來,以長篇乃至大長篇地位最高。大量的作者在規劃寫作時也是按照篇幅來安排,例如最近幾年寫中短篇、這幾年開始寫一個或者幾個長篇,等等,然后再去結合內容。埃爾諾的寫作不是這樣,可以看出,她只是以內容作為取舍標準,值得寫的、想去寫的,就去寫,并且往往以難以定義短中長的篇幅完成,以自身理解的篇幅完成,往往一個作品擱置很多年,但寫出來還是短短的一兩萬字。

      這里面有一個巨大的變化,即在以往,長篇小說承載著呈現一個完整世界的功能,無論是現實世界,還是內心世界,長篇小說作為相對完整的呈現方式,是獨一無二的,也誕生了大量的經典,尤其是從發掘、揭秘、陌生化、異質化、震撼等角度看。今天可能不是這樣,幾乎無窮的信息、無盡的個人寫作、無窮的社交舉動,已經讓世界的一切都不再陌生,很難有一部作品可以呈現出一個讓人覺得徹底陌生以至于大為震驚的世界。寫作可能更多往共情方向發展,寫共同的難以言表和幽暗晦澀,共同的悲喜交加等等,埃爾諾作品里大量的“留白”就是這個效果。極端一點說,客觀世界可能無需文學來整體描述,大家都知道,而個人如何身處其間才是要去寫的。

      今年的閱讀主題大概是詩歌,這既是長期的喜好,也是應對比較碎片化時間的方法。但其實并不理想,貌似可以,但詩歌,尤其是詩集,也一樣需要一個相對完整的時間安靜地讀。今年另外的閱讀,其實是閱讀當前的出版。意思就是,我買了很多很多的新書,但仔細看的不多,堆積在那里混在很多書里找不到了,甚至記不得買過又買重復了。這里面既有職業的需要,更多對當前倔強不屈的出版業的閱讀,一個個新作者涌現,你就會知道這件事依然蓬勃。很多書單獨看或許還不夠好,但永遠好過另外的寫作和圖書。

      二十世紀在終結,二十一世紀在展開,但相對無言。你籌備自己或期待“我們”寫的究竟是什么?

      李黎:層疊這個詞很精確,世界越來越新很贊同,但二十世紀終結的說法我個人不太贊同。這個層疊在后續還會繼續,或許整個二十一世紀都會是這個狀態。例如一部分人已經主要生活在虛擬空間里,也創造了不少的虛擬形象,而另一部分人可能還在被催婚催生,被家庭找關系安排進入某個穩固的機構,被教誨關于禮貌的細枝末節以此獲得人脈,甚至這個情況會在一個人身上發生,不知道他是新人還是舊人。

      我理解所謂的世界越來越新,無非就是曾經只是少數人思考的哲學問題,越來越普遍地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萍即俪蛇@種普遍思考,也可以阻隔這種思考。我籌備自己寫的,就是對層疊狀態的呈現,例如,一個用最新的手機行三拜九叩大禮有一天又毅然一去不返的人。

      2023年有兩本流行好書,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王計兵的《趕時間的人 : 一個外賣員的詩》。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第一個版本是副本制作由彭劍斌特約編輯的《派件——一個通州快遞員》;《趕時間的人 : 一個外賣員的詩》第一次對大部分讀者露面是通過短視頻、社交媒體??梢哉f,藝術書或自出版所代表的新同仁體系,以及盡管被商業寡頭篡奪了主體與利潤但仍保持著其真實與活力的社交媒體體系,幾乎成了很多讀者的出口,也幾乎關聯上了大部分作者的觀念、實踐、成長,以及種種策略。此類現象還有很多。您對這個現場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李黎:這個問題本身特別好,感覺不需要回答什么了。能夠在相對固定的秩序中出現意外之喜,任何年代和地方都是讓人欣喜的事,何況這兩位作者其實和我們息息相關,并非什么特殊行業、特殊身份,他們也是潛行已久的寫作者,首先是靠自己而不是靠外力才得以身在其中、不止于此。

      不敢談什么期待,多多益善就好。

      同上,目前文化的活力似乎再次回歸具體的個體,在這個境遇下,拋開主流的審美、回歸“同仁”與自己的判斷,似乎更加重要了。那么,你推薦哪位(哪幾位)作家(文體不限,包括學者),理由是什么?

      李黎:首先是韓東,他最新的中短篇小說以及他苦行僧般的寫作本身,是對一切流行事物的抵抗。任何時代都有其話術,可以影響塑造很多人,讓很多人深陷其中且得意洋洋,例如跨年演講這個那個的。韓東的小說,小說的語言和背后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一種去偽存真,是對華而不實、居心叵測、交出自我、幻像錯覺的層層剝離。他的小說像針,刺破了“文學”,也在刺痛中帶來了趣味和幽默,可以看他的中篇《臨窗一杯酒》。

      另外推薦大頭馬,前文說到新人,游戲是一個新的方向,大頭馬是親身深入到諸多游戲,并且反復寫游戲的青年作家。以專業的態度再現游戲,又帶出文學所要求的人生、人性、喜怒哀樂等等,獨特而且果決,足以讓她和不少“接班人”式寫作的青年作家拉開巨大的差距。

      李建春:如果寫詩不像寫遺囑,就沒有明白問題所在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懷著何種感受,閱讀或重讀了哪些書籍,并促成了幾多寫作或實踐?

      李建春:我完成過去三年的“見證之書”《物篇》后,由于身體受損,2023年上半年停止了寫作。經過幾個月的鍛煉,恢復到正常的漸老,而不是斷崖式下降。我體驗到,所謂的見證,其實就是犧牲。之前我一直是有道氣加持的,我是個讀經人。但在那些艱難的時刻(我羞于提“苦難”),我根本就不想讀經。被上帝拋棄才是真正的見證。寫作狀態和生活狀態,哪個在先呢?2023年[對我來說],按照看籃球的一個說法,是進入“垃圾時間”了,我不再“見證”,但也回不去了。

      我希望找到一種“破”的力量。新書《物篇》已達成一種成熟,和所謂的“境界”。杜甫:“老去漸于詩律細”,但我不甘心、不信任“境界”,所以要“破”。在這個背景之下,停筆幾個月后寫的第一句是:“我也沒有蒼涼……”“當遠山由青綠轉為墨色,薄暮的朋友/相約踏著溢到岸邊的浪紋?!本芙^沉重,想讓自己舒服、放松一點。

      2023年是我的柏拉圖年。讀完王太慶譯的《柏拉圖對話集》和商務印書館的《理想國》,就下單了劉小楓主編的《柏拉圖全集》。我早年讀了老一代人譯的幾乎全部古希臘悲劇,但那是文學。讀柏拉圖卻給我打開一個陌生的世界。居然有這樣的“思路”:不靠啟示、不靠禪悟,也不算知行合一,居然全憑邏輯在愛智的思辨中認識神。通常認為詩歌是哲學的彼岸,我在“到達”彼岸之后,回過頭來讀一位著名的反對詩歌的哲學家。我不在意他的觀點,正如不在意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否道德的問題,因為我只會寫詩。僅僅驚訝就可以構成讀書的理由——驚訝是反境界的嘛。

      另一個要推薦的或許不是作者而是譯者:劉皓明。這些年一直在咀嚼他譯的《荷爾德林后期詩歌》。他是一個主張硬譯、直譯的西方古典學者。作為讀柏拉圖的調劑,我就讀他譯的古希臘詩人品達的《競技賽會慶勝贊歌集》。劉皓明譯品達時的語言意圖,或許是想把中國古典與希臘古典對應,用了大量來自“四書五經”和《昭明文選》中的詞匯,但他的句子又是當代漢語的。這就很有意思了。我一直感到當代詩在表達情景和情感的詞匯方面有枯竭的趨勢,劉皓明的譯文讓我看到了運用當代漢語的另一種可能。

      二十世紀在終結,二十一世紀在展開,但相對無言。你籌備自己或期待“我們”寫的究竟是什么?

      李建春:我曾認為自己是一個二十世紀的人,因為我讀的都是二十世紀的經典。但近年的一些國際事件讓我意識到,正是二十世紀的經驗和觀念給我們帶來麻煩。比如索爾仁尼琴圍繞他的大俄羅斯思想構成的批判意識,他的“說真話”的力量,也成為《物篇》的動機之一。索氏在當代俄羅斯是一位廣受尊重的作家,我認為他的“說真話”可取,那么,是否有必要為“說真話”重新構建一個前提或“土壤”?相應地,當我們思考“天下”的概念時,“文化興亡即天下興亡”,為此,有必要使地域性的經驗理所當然地進入普遍,脫離它土地的形狀。不是文化為了土地,而是土地為了文化。

      雖然世界仍然堅固,但是活力正在從邊邊角角涌現,它將我們的現實塑造為晶瑩的多孔結構。你對這個現場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李建春:活力源自于身體對時間光譜的截取能力。不同的年齡階段,或者說在不同的時間光譜中,被現實和對現實的塑造是不同的。詩人、藝術家首先要把自己的光譜點亮,然后才能與現實對刺,在堅固的世界中為生命打一個孔洞,使世界可愛。

      你推薦哪位(哪幾位)作家,理由是什么?

      李建春:柏拉圖,孟子,品達,賀拉斯,維庸,古希臘三大悲劇家。有始終在場的,孟子。有讀不懂的,柏拉圖。有細讀第二遍的,品達。有正準備讀的,賀拉斯和維庸。而三大悲劇家似乎是近年才譯齊,已入我囊中。

      三三:“真實”的文學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懷著何種感受,閱讀或重讀了哪些書籍,并促成了幾多寫作或實踐?

      三三:說幾本重讀的書,對自己的寫作也多有啟發。

      首先,張愛玲《易經》《雷峰塔》?;诠诺湮膶W修養,張愛玲年輕時的作品就非常成熟,但這種完整多少仰賴于巨作的照拂。而晚年寫自傳三部曲(另一本為《小團圓》),或許也有跨語言的緣故,張愛玲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語法。讀譯本,也能感到她的簡潔、精準,時間也已篩選出最重要的記憶。從技藝而言,我更喜歡《雷峰塔》,但《易經》有更難能可貴之處,即張愛玲在這本作品中直面了她一生的勁敵與傷害來源:母親。即使母親去世后,她仍在為母親留下的怪圈掙扎——這當中有無盡勇氣的起落。

      第二,小白《封鎖》(包含《封鎖》與《特工徐向璧》)。極具才華的作品,過去初讀時,難免追著一些情節來讀,再讀則留下了細節。在《封鎖》中,即使只是一個審慎、耽于觀察的敘述者,敘述者“馬先生”仍然非常吸引人,散發著欲言又止的感懷。小白曾談到寫作時,先要虛構一個作者,用他的話語和節奏去寫作——是不信任感將那個真正的創作者與文本隔離嗎?我不知道,但和許多讀者一樣,著迷于這些面相復雜的聲調。

      第三,董說《西游補》。如果說《西游記》中隱蔽的宿命論調具有一定現代性,那么《西游補》中關于意識層面環環相扣的幻境,更接近現代主義的產物。整本《西游補》,都是悟空的一場夢。其中有許多瞠目結舌之事,比如悟空化作虞姬卻因本身的男子身份而推諉項羽,比如悟空到地下發現閻王死了,被迫代職半天,比如悟空見到了另一個自我(不同于六耳獼猴的模式),再讀仍然感嘆不已。

      二十世紀在終結,二十一世紀在展開,但相對無言。你籌備自己或期待“我們”寫的究竟是什么?

      三三:永遠是“真實”的文學,作者真正在意的、帶有作者體驗或(退一步而說)情感的文學。無論這種“真實”以什么題材或形式呈現,都可以。今年讀了一本非常動人的作品,丹尼爾·門德爾松的《與父親的奧德賽》,雖然被分類為非虛構,但我以為這是一本跨越文體邊界的作品。其實沒什么“新”和“舊”的對比,標準是唯一的,只是我們對于“真實”的認知會隨時代而變化。很慶幸的是,至少這一百年里,我們始終是在進步的。

      蘇怡杰:1997年、1998年生人和上一代畫出了一條線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懷著何種感受,閱讀或重讀了哪些書籍,并促成了幾多寫作或實踐?

      蘇怡杰:非常雜,也談不上什么層次,基本屬于應激刺激的產物,比如某人去世,重讀了一遍《斯通納》,在另外一個地方獲得了事實性的沖擊,就重讀一遍何偉,一戳一蹦跶,如此種種,重讀過很多遍康赫的《人類學》。

      二十世紀在終結,二十一世紀在展開,但相對無言。你籌備自己或期待“我們”寫的究竟是什么?

      蘇怡杰:我能非常明確地感知到,出生于1997年、1998年以后的寫作者在什么地方已經和上一代畫出了一條線,我完全不能在精神上觍著臉說離他們更近,在語言上無疑也不屬于他們。但圍繞我們成長或帶領我們啟蒙而產生的那種敘事、文字,在現實的更替間已經接近不成立了,去怪某個人,自然沒問題,但里面也有必然性。有的情況是美好的仗已經打完了,因為發生了比較明顯的現實更替,所以很容易看出來,而有的情況是謀取利益。

      雖然世界仍然堅固,但是活力正在從邊邊角角涌現,它將我們的現實塑造為晶瑩的多孔結構。你對這個現場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蘇怡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總有些文化產品出來,除了伴隨作品本身的討論,還有讓人暴跳如雷的功能,同樣也是一戳一蹦跶,主打一個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以為自己在搞報復,要罵他或者去解釋去辯論吧,人家又顧左右而言他,如同游走在越位線半米處的前鋒,再等兩年過去萬一你作品也賣得不錯,就過了保護期了,非常頭疼。

      你推薦哪位(哪幾位)作家,理由是什么?

      蘇怡杰:想到了一個不相干的問題:2018年,有人指責東北作家販賣奇觀,2023年,也有人指責東北作家販賣奇觀,大家猜這是同一批人說一件事還是兩批人在說兩件事。

      王威廉:尊重自己,也尊重他者的藝術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懷著何種感受,閱讀或重讀了哪些書籍,并促成了幾多寫作或實踐?

      王威廉:今年因為ChatGPT 4.0的迅猛發展,逼著我讀了不少人工智能方面的書籍。但是我發現凡是這方面已經出版的書,尤其是歐美出版再翻譯到中國的書,面對新的發展態勢,實際上都有些落后了。它們對我來說構成了一種參考系,讓我在寫作中有一種問題意識。

      二十世紀在終結,二十一世紀在展開,但相對無言。你籌備自己或期待“我們”寫的究竟是什么?

      王威廉:如果從技術及其應用的角度來說,二十世紀是終結了,但從文化文明以及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說,二十世紀正在以新的方式構成了我們世界的內在結構。我們是在新與舊之間徘徊,等待被撕裂的一代人。我們應該寫出這種撕裂感。

      雖然世界仍然堅固,但是活力正在從邊邊角角涌現,它將我們的現實塑造為晶瑩的多孔結構。你對這個現場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王威廉:一個我們天天打交道卻永遠沉默于制服內部的群體突然開始對我們開口說話,而且還是以詩歌的方式坦陳他們的內心,這當然會打動我們。這充分說明了文學和藝術永遠是人類生活中相當重要的部分。但這也昭示出一種危機,那就是在世界的表面被攝像頭復制的時代,人們陷入到了內在的沉默當中。這種沉默是不容易打破的,是不容易交流的。自媒體上的喧嘩,并不是這種沉默的表達,而恰恰是對這種沉默的遮掩與擾亂。這種沉默唯一的表達渠道就是藝術。這種藝術的根本價值就在于證明我們依然存在著,還活著。所以我對未來的期待就是,當我們真的打算表達自身的時候,我們需要的是藝術。一種尊重自己,也尊重他者的藝術。

      你推薦哪位(哪幾位)作家,理由是什么?

      王威廉:藝術的尺度可能會有位移,但是始終在高處。這是我堅信的。文學方面,我覺得陳曉明先生今年出版的8卷本文集相當震撼,給予純文學以及文學的未來以守望與展望。我還喜歡趙汀陽先生的一系列文章,他對于人工智能在哲學倫理上做出了很多思考。

      你的年度書單是?

      王威廉:趙汀陽《人工智能的神話或悲歌》。陳曉明《陳曉明文集》八卷本。

      趙志明:在這個新世界感受到的新生活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懷著何種感受,閱讀或重讀了哪些書籍,并促成了幾多寫作或實踐?

      趙志明:2023年,我讀的小說很少。一方面是因為從原來供職的雜志社離職,出于工作需要對小說稿件、同行期刊的閱讀大幅減少;另一方面,則是發覺經歷了很多事情后讀小說不過癮,無論是外文小說還是中文小說,都很難撫慰我,但返回去讀諸如《悲慘世界》等,又覺得隔的時間太長不應景。于是,我轉而去讀一些文化讀物,諸如《世界文明史》《恐怖景觀》《木材的流動》《興隆場》《世說俗談》《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三言二拍”《子不語》等。讀《木材的流動》是因為小說家張萬新對這本書非常推崇,他的文學鑒賞力我一直奉為圭臬,讀后果然大有所獲,也向好多朋友安利過。讀《興隆場》和《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是因為我在寫關于河流的系列小說,已經完成《長江引航員》《在河之洲》等。讀“三言二拍”《子不語》等,是因為我在2017年出版了《中國怪談》,隨后去中國人民大學讀創造性寫作研究生,中斷了,現在想繼續寫下去。我曾自詡為無怪不歡之人,其實我很膽小,此舉或許是葉公好龍。

      二十世紀在終結,二十一世紀在展開,但相對無言。你籌備自己或期待“我們”寫的究竟是什么?

      趙志明:我們大概生活在一個車輪上的世界。至于車輪滾動的方向,既不為我們掌控,作為乘客的我們可能也難以查辨。隨著車輪滾動,新是必然的呈現。哪怕遇到舊風景,雖似曾相識,但毫厘千里,也不妨視為新。既如此,成為新的人,書寫新的文學、文字,責無旁貸。當然新的文學、文字都會因人而異,這種多面性本身也在新的范疇之內。我個人對自己的期望是,盡量寫一些溫暖但不矯情的文字,哪怕讓幾十個人讀了覺得我寫出了他們真實的心聲,也比炮制一些虛假繁榮好。至于對“我們”,我希望主要還是年輕人吧,寫他們在這個新世界感受到的新生活,包括城市、鄉村、家族、家庭、同學、朋友、情侶、工作、同事、網絡、科技等,不要對身邊事視若無睹,因為離開這些,人能感受到的無論多么豐富、偉大、崇高的感情,都很難經得起推敲。

      雖然世界仍然堅固,但是活力正在從邊邊角角涌現,它將我們的現實塑造為晶瑩的多孔結構。你對這個現場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趙志明: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我視為非虛構寫作。當然,胡安焉本身是一位很認真的寫作者,他曾在黑藍論壇發表作品。黑藍論壇當年以先鋒著稱,現在依然深有影響的作家有趙松、顧湘。王計兵的《趕時間的人:一個外賣員的詩》,在一定程度上有出版方包裝的嫌疑。詩人的身份是獨一無二的,在王計兵詩人身份外強調他的“外賣員”身份,首先是出版方的不自信。我們說卡夫卡,不會強調他的銀行職員身份;說圣瓊·佩斯、米沃什,也不會刻意強調他們的外交官身份。當然,對出版方的營銷,我們不應苛求,事實上,我們應該為出版方慧眼識珠,出版這些作品而致敬。有些生活,有些情感,有些命運,不身在其中,很難共情,沒有這些寫作者,便會被無視。他們為他們發聲,找到出口,引來關注,于個體和群體都是一種善。例如余秀華、范雨素、丁燕、陳年喜等,都要向他們致敬。

      你的年度書單是?

      趙志明:虛構類(5本):張楚《云落圖》、顏歌《平樂縣志》、談波《大膽使用了綠色》、李宏偉《信天翁要發芽》、李黎《夜游》。

      非虛構類(5本):王敏《蘇報案研究》、張應強《木材的流動》、易小荷《鹽鎮》、奎多·托內利《時間:從霍金到量子糾纏》、沃爾特·艾薩克森《埃隆·馬斯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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