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靳飛曾經寫過一本《北京記憶》，那時候他正僑居日本，年紀也輕，但游子的滄桑感已經隱在字里行間。又過了許多年，他開始往返于中日之間，帶回東瀛藝術花絮。因為他，我才了解了日本的歌舞伎、能樂、花道等。在諸多情趣間，他用力最久的是京劇研究，這種研究也旁及對各類舊遺產的梳理，對北京的感受生發出許多奇想，辭章也有了一些變化。

我結識靳飛，和張中行先生有關。張先生學識深，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于文壇，在平庸單調的讀書界忽地刮起旋風。我們都是他的讀者，遠遠地看著先生，不太敢去接近。靳飛卻欣然而往，隨而拜之，所學者多矣。我后來與張先生熟了，在張先生旁邊常遇到靳飛，發現靳飛很有老人緣，感受到張先生的活動范圍與靳飛的趣味是交叉的。這么說，將靳飛歸為新京派的一員也是對的。新京派有個特點，學理方面有新康德主義的氣息，而趣味則處于雅俗之間，古老的藝術經由五四新風的沐浴而生出新姿。這些大抵都刺激了靳飛，原來生活還能如此理解，文章還可以這樣表達，那些被認為沒有意義的存在往往也藏有意義。

那時候靳飛不太往當代文學圈子里湊。他喜歡沉于寂寞處的那些遺存，凡發過光的、閃著智慧又被冷落者，他都有興趣。探訪戲劇名家，對話書齋老者，交往中好奇之心濃濃，又能體貼與自己性情反差的人。在梅蘭芳遺跡里得梨園清風，于張伯駒辭章中知士人苦樂，從周汝昌筆墨間看燕園風氣……他對于晚清以來的城與人都能有所領悟，知道那些沉淀下來的東西于自己有益。于是便觸之，視之，思之。筆下之事，簡中見繁；所述之人，奇而多趣。讀人也是讀書，在各種行跡中，也有課本里沒有的內容。機緣相湊中，得之則多，識之亦廣。他的寫作所依賴的資源，對于己身的進益有不少幫助。

他交往的老人，并非都是京派，比如嚴文井是來自延安魯藝（魯迅藝術文學院）的長者，綠原、舒蕪屬于七月派，季羨林乃海歸學人。這也看出他的包容性與多元性。從吳祖光到劉紹棠、劉心武，可攝取的營養不少，文字感覺是可以傳遞到內心的。于當下文人之中體味出做人之道和為文之風。遠去的前輩中，他欣賞老舍、梅蘭芳、張伯駒，細看他們的作品，都是厚重的。同代的老人中，他心儀的也多：“對我影響最大的，依齒德排序，是張中行、嚴文井、葉盛長、李天綬四位，張中行翁是理智遠重于感情，葉老盛長是感情遠重于理智。嚴李兩位折中，嚴理智成分略多，李感情成分略多。我和他們朝夕相處，當我也過了不惑之年的時候，我才明白，學問上我得中行翁教導最多，做人上則更繼承葉老的衣缽。我終于走上極端的道路，不能如文井天綬兩公之平和。我努力在思考方法上貼近嚴，在做事方法上以李為范，然難矣哉?！?/p>

這便是由人及學、由學而文、由文向善的過程。這種學習方式使靳飛一直走在愛智的路上。具體來說，以前人為參照，尋覓北京的文脈，并把延續這文脈作為己任。北京這座城，大矣深矣，最可貴的不是那些帝王之跡，而是知識人與平民身上的創造精神。他從同古堂后人那里嗅到琉璃廠的氣味，在梅葆玖的風采里感受到梨園要義，而啟功身上的“雅的律尺”是“精中之精”，為世間最難得。讀人多了，他便感到，晚清后文化人身上彌足珍貴的是傳統士大夫精神與西洋紳士精神的結合。梅蘭芳如此，張伯駒如此，老舍大抵也如此。迷于古，易限于酸腐；過于西化，則與民氣遠甚。最好的境界，是梅蘭芳提倡的“移步不換形”。

20世紀90年代的《北京日報》有一個“流杯亭”欄目，靳飛是該欄目的活躍作者。他的稿件都不跟風，寫的是家常之語，道的是燕趙雅趣。那時候新老文人聚文于此，有一番曲水流觴之趣。端木蕻良寫古城遺址是探究式的，并無城里人的視角；姜德明談書事與文事，從外往里看，有時覺得是這都市里的客人；陳平原提倡“北京學”，重音落在“學”上，其間不乏外來人的好奇心。靳飛是年輕的老北京，文字不免帶出街市的氣息，他和諸人的風格都不太一樣，不是就知識而知識，也非因市井而市井，而是在城與人之間尋找被淹沒的人跡，問所由來，道所何往。而且遠赴東瀛之后，他往往跳出北京寫北京，遠離了京味兒的語態，融進不少新鮮的感受，將熟悉的故土對象化了。一個人長于斯又戀于斯是自然道理，但能夠以陌生化的眼光看風云聚散，那就別有意思了。靳飛所寫的書涉獵廣泛，趣味也雜，可謂現代藝術史的散點透視，他的生命哲學好似也藏在其間。

我久矣不見靳飛，知道他忙，仿佛一直在路上。有時在微信中讀到他的詩與文，那些詩文苦而含樂，且童心未泯。他在風塵里舊習不改，每每見出靈思閃動，不斷捕捉山水勝跡，那所得也是多的。將生命活成詩，要舍棄些什么，犧牲些什么？這樣的時候不免寂寞，甚或不合時宜。好在作者有心中的火，行走中是帶著熱風的。我讀他的詩文，就感到一種古風的延續。這大概得之于前人之智，又多己身的習得?？鬃涌粗亍昂脤W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這是很高的境界。此種境界，吾輩雖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