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鄉土中國的現代化敘事，是20世紀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宏大敘事，文學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與其中。如果從1935年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命名“鄉土文學”算起，鄉土中國與鄉土文學一直是文學創作和研究關注的重要領域，二者的關聯性是鄉土文學研究始終關注的“深層結構”。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出現了“新鄉土中國”和“新鄉土文學”的命名。冠“鄉土中國”與“鄉土文學”以“新”，凸顯變化了的“鄉土中國”和“鄉土文學”，是因應了二者的變化。在最初的命名和后來的研究中，鄉土文學和“新鄉土文學”側重討論的均是鄉土小說。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討論從鄉土文學到“新鄉土文學”的演變，尤其是在“新鄉土中國”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背景中闡釋“新鄉土文學”，是研究當代中國現代化敘事的重要方面。

一

鄉土文學是對鄉土的現代發現。如同新文學在中西對話中產生和演變一樣，現代鄉土文學的出現也與西方現代文明對鄉土中國的沖擊有關。正是由于鄉土中國表現出對西方現代文明的疏離而又被卷入現代化進程中，知識者和寫作者才對鄉土中國的狀況給予了極大關注。傳統鄉村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現代化必經的歷史過程。在文學領域，鄉土小說正是鄉土中國發生裂變的審美反映。貫穿其中的基本問題是現代化對鄉土和鄉土文學的影響，以及作家在價值和審美兩個層面對鄉村社會現代轉型的回應。

如何認識和敘述鄉土中國的“鄉土性”，是鄉土文學的核心問題之一。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鄉土性”有精辟的論述，他認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辟M孝通區分了“鄉土基層”以及和“鄉土基層”不同的“社會”。他提出，“我說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那是因為我考慮到從這基層上曾長出一層比較上和鄉土基層不完全相同的社會，而且在近百年來更在東西方接觸邊緣上發生了一種很特殊的社會”。這一論述顯然隱含了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中國與西方這樣的二元性視角。我們討論鄉土文學時關注的鄉土，大致是費孝通所說的“鄉土基層”和“鄉下人”。關于“鄉土性”，費孝通的解釋是鄉下人離不開泥土、“黏著在土地上”的不流動性和熟人社會，差序格局和禮俗社會的根源都在于“鄉土性”。無論是從社會學還是從文學角度觀察，“鄉土性”都是在人與土地的關系中呈現的。費孝通形象地敘述了這種關系：“農業和游牧或工業不同，它是直接取資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無定；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里的莊稼行動不得，侍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氣是因為不流動而發生的?！边@便是人與土地的命運。進入現代以來，家、國、天下及三者的倫常關系都在變化，維持鄉村秩序的“禮”作為社會規范失去了原來的有效性和堅固性?！艾F代性”因而燭照出了“鄉土性”的幽暗，現代以來文學中的國民性與“鄉土性”密切相關。鄉土中國是禮俗社會，又長時間處于穩定狀態，因而鄉土中國被視為“傳統”和“傳統文化”的象征。這些特點基本決定了鄉土中國和鄉土文學的面貌。

盡管“鄉土性”和“現代性”不是對應的概念，但“鄉土性”是在“現代性”的參照下被闡釋的。知識界、文學界對“現代性”的反思通常會帶來對“鄉土性”的重新認識。鄉土文學和“新鄉土文學”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緊密相關。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自現代以來一直在探尋自身的現代化道路。一方面，它不能自外于世界的現代化歷程和經驗；另一方面，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具有獨特的脈絡和特色，需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產生于西方的現代化敘事是一種關于社會進步的想象或幻想，深受西方現代化理論支配。作為一種解釋性圖式，西方現代化理論有其歷史背景、政治功能、意識形態訴求和文化意義，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實踐是被排斥在現代化敘事之外的。20世紀80年代以后，現代化敘事在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研究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成為顯學。學術界將中國現代化進程與世界關聯起來，從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人的現代化、制度創新、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遷等方面入手，初步形成了討論中國現代化問題的理論框架。而鄉村現代化一直是理論研討和實踐探索的焦點，這是鄉土文學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從中國國情和文化出發，是接受“現代性”、反思“現代性”、探尋中國“現代性”，以及討論“新鄉土中國”和“新鄉土文學”的前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重新定義了現代化理論，其實踐也改寫了西方的現代化敘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薄爸袊浆F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敝袊母镩_放40多年來，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歷程，便是宏大的現代化敘事，而從鄉土中國到“新鄉土中國”，則是現代化敘事的一條重要線索。所謂“新鄉土中國”，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鄉土中國，其最終目標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完成鄉土中國的轉型，完成鄉村振興的歷史使命。

只有在鄉土中國發生根本性變化時，植根于鄉土中國的鄉土文學才會有新發現和新書寫。我們可以把因現代化沖擊產生的鄉土文學納入現代化敘事中，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生變化的“新鄉土文學”則是一種全新的現代化敘事?！靶锣l土文學”承接了現代鄉土文學的傳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鄉土文學的基礎上，以巨大的熱情關注和書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新鄉土中國”，由此改寫了鄉土文學的歷史。在歷史維度上，“新鄉土文學”在反思之中重述了鄉土歷史，建立起現實和歷史的關聯性；在現實維度上，“新鄉土文學”關注現代化進程中人與土地的命運，進入新時代后以鄉村振興為主題，書寫新的山鄉巨變；在價值維度上，“新鄉土文學”試圖在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沖突中，展現文化層面的鄉土中國；在審美維度上，“新鄉土文學”在堅持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同時，廣泛吸收和融合其他創作方法，在人物塑造、敘事方法和文本結構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在這一持續的歷史過程中，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土小說、40年代的解放區文藝、五六十年代的農村題材創作和80年代以來的“新鄉土文學”，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一條重要脈絡。不同階段的鄉土文學既有斷裂也有聯系，而非簡單的新舊因素的更替。只有在長時段中考察，才能在鄉土文學的參照下命名“新鄉土文學”。新因素不斷累積進而在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價值判斷、審美方式等方面出現持續的變化后，才有討論“新鄉土文學”的可能。作為現代化敘事的一部分，和現代鄉土文學相比，改革開放以來的鄉土文學經過40余年的發展、變化和累積，具備了成為“新鄉土文學”的條件，其間蘊含了文學對鄉土的再認識和對“新鄉土”的新發現和新書寫?？梢哉f，文學為鄉土中國的現代化敘事打開了遼闊的空間。以往的研究對鄉土文學與鄉土中國現代化轉型之間關系的討論顯然有待深化，從這一角度出發，或可對鄉土文學作出新的闡釋和解讀。

二

從魯迅的鄉土小說開始，鄉土就不是一個單向度的、純粹的范疇；它也不是單單指涉一個確有所指的地點（故鄉），而更多代表一種價值。無論是魯迅筆下的S城，還是蕭紅筆下的呼蘭河，抑或是沈從文念茲在茲的湘西，都是作家在離開故鄉之后對鄉土的重構。因為有了現代與鄉土的時空落差，他們筆下的鄉土在超時空的范疇中總是預先就已經凋敗的。

正是因為置身現代時空又被現代文明所塑造，書寫鄉土的作家才有了觀照鄉土的參照物。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使用了“僑寓文學”概念，所謂“僑寓”即寄身他鄉。這個概念一方面指出了現代文學初期作家文化身份的基本屬性，另一方面也在敘事學層面確立了整個現代文學時期鄉土文學的基本敘事模式，即“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模式。即便魯迅之后的鄉土小說作家很少直接在小說中套用這種敘事模式，但以空間移動為表征的階層流動和艱難的主體化過程，還是作為隱形的情結深刻地銘寫在新文學作家的文化心理之中。在這樣的敘事模式和文化心理中，鄉村與城市成為一種結構關系，城市無論是顯現的還是隱形的，始終作為現代文明的參照物存在著。我們在路遙、賈平凹等作家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小說中都能看到這種結構關系；即便是21世紀之后，在表現鄉下人進城主題的小說中，鄉村與城市的結構關系依然在變化中存在著?！班l土基層”被裹挾成為農業文明和現代文明的沖突區，這不僅成為現代鄉土文學產生的動因和表現的主題，也成為新文學誕生以來審視和評估鄉土文學的重要參照。因此，魯迅開啟的鄉土小說和塑造的閏土、祥林嫂、阿Q等人物形象在文學的現代化敘事中具有經典意義。

在現代作家那里，鄉土主要指向兩個意義層面：一是附屬于整個系統性的啟蒙工程，對鄉土加以再現的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是在價值判斷上對“鄉土性”的一種否定；二是以詩化形式實現作家浪漫主義、個人主義的自我確證訴求，鄉愁便是對逐漸消失了的“鄉土性”及其風物的一種回望和懷戀。其中，第一個層面將鄉土視為亟待離去的空間，封閉靜止的鄉村是愚昧和貧弱的，而在鄉土空間之外高懸著一個全新的、充滿異質性的價值空間，因而離鄉和進城成為鄉村與城市結構關系的另一種呈現。從根本上看，這個價值空間是一個迥異于傳統價值秩序的現代空間，其在事實層面和價值層面的存在對深陷于傳統的、閉塞的鄉土空間的作家構成了極大吸引力。這正是作為現代化敘事價值立場的啟蒙主義在鄉土文學中一直賡續的原因。鄉土的第二個意義層面由第一個層面延伸而來，投身于全新價值空間的作家雖然在理念的意義上接受了現代文化，但卻很難在實際生活層面將抽象的價值經驗化，于是他們轉借浪漫主義的抒情形式（浪漫主義詩歌、詩化小說或抒情散文）來完成主體的自我認同，抵抗現代化的弊端，呈現出一種道德理想主義色彩。此外，左翼作家在這一時期的創作具有特別的意義。在柔石《為奴隸的母親》中，被侮辱被損害的春寶娘，其悲慘命運凸顯出鄉村階級壓迫的殘酷。葉紫的《豐收》等小說，呈現了20世紀30年代農民命運的悲慘和抗爭的悲壯，他塑造的立秋、云普叔、福生、梅春姐等是鄉土文學中頗具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左翼作家的鄉土文學作品對階級壓迫和階級反抗主題的呈現，成為解放區文學“革命敘事”的先聲。

鄉土在上述兩個意義層面之間不停切換，作家的主體化過程所依托的空間，就是這個無論從哪個層面來看面目均已不再純粹的鄉土。這里的困境是，無論作家的主觀意圖如何，都無法將鄉土從現代化或現代文明的進程中剝離出來。在鄉土被納入現代化的過程中，戰爭與革命改變了鄉土中國的命運，鄉土的面目遠比作家意識到的要豐富和復雜。隨著中國歷史進程的發展，鄉土文學的定義到了20世紀40年代以后又將發生變化。

三

真正引起鄉土文學轉變的是解放區的文藝實踐。前述鄉土的兩個意義層面雖然在表現形態上判然兩分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但歸根結底都是對個人主義的演繹和對鄉土文化的認知，其價值判斷是啟蒙主義的。隨著解放區文藝實踐的展開，鄉土才在一定程度上瀝干了主觀性的個人抒情成分，轉變為“翻身道情”。寫作主體的革命化、階級化，也重構了文學與鄉土的關系。這就引發了現代化敘事與革命敘事的關系問題，而這一問題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文學創作和研究中。

關于解放區文藝，周揚1949年在《新的人民的文藝》一文中，對《中國人民文藝叢書》177篇作品的主題作了粗略統計。其中，寫農村土地斗爭及其他各種反封建斗爭（包括減租、土地改革，以及反對封建迷信、文盲、不衛生、婚姻不自由等）的有41篇，其他主題的作品如寫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工農業生產以及陜北土地革命等，其實也涉及鄉土文學的基本問題。這篇文章提及的作品，如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馬健翎的《血淚仇》《窮人恨》，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孔厥的《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賀敬之等的《白毛女》，柳青的《種谷記》，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以及秧歌劇《兄妹開荒》，等等，都呈現了周揚所說的主題意義。以往對解放區文藝表現的減租、土地改革，以及反對封建迷信、文盲、不衛生、婚姻不自由等主題的分析，通常側重于關注革命敘事。其實，周揚所說的“反對封建迷信、文盲、不衛生、婚姻不自由”等，也與現代文明相關。減租、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革命舉措是為了使鄉下人翻身解放，鄉土中國由此開始發生結構性變化，鄉土時空蘊含了革命與現代化的復雜關系，表現上述主題的解放區文藝作品也包含著一種現代化敘事。

新中國成立后，解放區文藝經驗迅速推廣到全國，在很長時間里決定了當代作家對鄉土的書寫。當代文藝實踐真正實現了鄉土小說敘述視角的轉變，鄉土也從懷戀的對象、批判的摹本轉變為洋溢著巨大歷史動能的實踐性、革命性的全新空間。在這里，鄉土不是故鄉，而是社會。以往鄉土文學中的個人抒情，更多地轉變為翻身解放的訴求。作家不再是離開鄉土的“僑寓者”，而是有鮮明階級立場的鄉土革命者，個人主義失去了存在的土壤，現代化實踐的主體和現代化敘事的主體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從《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到《山鄉巨變》《創業史》（第一部），是20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鄉土文學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在這條線索中，趙樹理的《三里灣》，李準的《不能走那條路》《李雙雙小傳》，沙汀的《盧家秀》，王汶石的《風雪之夜》，浩然的《艷陽天》，等等，突出表現了新中國農村生活中的社會主義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新人特征。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民，《創業史》中梁生寶的形象是柳青著力塑造的。梁生寶身上體現的集體主義精神，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時代精神?！秳摌I史》影響巨大，路遙繼承了柳青的創作精神，《人生》對新時期農村青年出路的再思考，延續了《創業史》中徐改霞的人生道路問題，小說的題記便是柳青的名言，其中說道：“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薄秳摌I史》對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產生了深刻影響，《平凡的世界》可視為新時期文學中的《創業史》。

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土小說，到解放區文藝，再到五六十年代的農村題材創作，鄉土文學觀察鄉土中國的視角、評判鄉土中國的價值觀和書寫鄉土中國的方法都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這樣的變化中，五六十年代關于鄉土中國的小說，是鄉土文學還是農村題材創作，其實不必在概念上過于糾結。我們無法以最初的鄉土文學來定義五六十年代的農村題材創作，但對于鄉土文學的認識和界定不妨寬泛一些，如此也可以將這一時期的農村題材創作納入廣義的鄉土文學范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改變了鄉土中國，也改寫了鄉土文學。

評判20世紀五六十年代鄉土文學的意義，需要將其置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時代背景之中。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中，五六十年代的鄉土文學同樣是現代化敘事的一部分。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實現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任務；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修改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但如何在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已經不能完全適用。這一時期的經驗與教訓，影響著鄉土文學的創作和在文學史中的沉浮。如果我們在革命敘事與現代化敘事的雙重視角中討論五六十年代的鄉土文學，或許更能貼近歷史語境和鄉土中國的真實面貌。

四

在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80年代文學是以重建鄉村歷史敘述開始的。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小說思潮的演進通常被敘述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與“新寫實小說”。在這個序列中，也有一條鄉土小說的脈絡。我們今天仍然提及的許多作品，都是描寫鄉土之作：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古華的《芙蓉鎮》，賈平凹的《商州初錄》《浮躁》，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何士光的《鄉場上》，蔣子龍的《燕趙悲歌》，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傷痕”“反思”“改革”“尋根”“先鋒”“新寫實”的特點或多或少也都體現在鄉土文學中。鄉土文學的價值判斷和創作方法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正是鄉土文學演變成為“新鄉土文學”的一個表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歷史新時期，改革開放改寫了當代中國的現代化敘事。在歷史轉折時期，鄉土中國再次被置于中國社會前沿，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突破和成功。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鄉土文學之所以重要，與鄉土中國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獨特位置有很大關系。鄉土中國被納入現代化建設藍圖后，如果參照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鄉土小說，改革開放以來的此類作品可以稱為“新鄉土小說”。此后，鄉土小說之“新”幾乎都與鄉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作家對現代化模式的認知有關。在這樣的現代化敘事中，反思性得到凸顯?？梢哉f，“反思文學”是重建鄉土敘事的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的“新鄉土文學”貫穿著一條重述鄉村歷史的線索。

“反思”并不等于“斷裂”。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鄉土文學一脈相承，80年代以后的鄉土仍然是潛藏著巨大歷史動能的實踐性、革命性空間，盡管關于革命敘事的模式發生了變化。在文學內部，80年代以后的“新鄉土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和五六十年代的鄉土文學之間存在復雜的關系。當把高曉聲和趙樹理放在一起討論時，我們或許可以說《李順大造屋》和“陳奐生系列小說”也是“問題小說”；而在閱讀路遙時，我們自然會想到柳青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注重“文學性”的文學史敘述往往徑自繞過五六十年代文學，將80年代文學與五四新文學直接關聯起來，80年代初期鄉土文學呈現出的面貌恰恰是對這種敘述的質疑。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記事》重回讀者視野，汪氏的鄉土小說被很多研究者視作現代文學經驗（特別是現代文學的抒情傳統）在80年代的復蘇。但也有學者注意到了汪曾祺與五六十年代文學的關系，提出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實踐特別是趙樹理的創作對汪曾祺在80年代的小說創作的影響。因此，在“聯系”之中討論“斷裂”，才能既將鄉土文學和“新鄉土文學”視為整體，又能突出二者的差異。

20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敘事是在復雜的結構中展開的。鄉村社會的現代轉型、反抗帝國主義入侵的民族戰爭、現代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的革命，都是現代中國歷史的重要脈絡，這些脈絡在鄉土中國中縱橫交織。歷史交替之際，文學創作通常以重新表現和書寫歷史的方式來銜接歷史。重述鄉土中國的歷史，構成了“新鄉土文學”的重要內容，與此同時，“新鄉土文學”的價值判斷和創作方法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當中既有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認識，也有西方現代化敘事的沖擊，以及現實主義的新變和其他創作方法的影響。如果以《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李順大造屋》《剪輯錯了的故事》等為例，這些作品無論是對當代歷史事件的反思，還是對土地與人的命運的思考，都帶有鮮明的或潛在的啟蒙主義立場。其中重要的問題是，基于現代化的價值判斷，革命作為現代性的功能和代價是什么。這構成了80年代以來文學重述鄉土的主題之一。

20世紀80年代文學重述鄉村歷史，在書寫的時空上相對短小和狹窄，90年代以后，鄉土小說敞開了更宏闊的時空，鄉土與鄉土之上的人的命運也更為復雜和曲折。90年代以后出現的幾部長篇小說，如《白鹿原》《笨花》等，是表現鄉土中國的重要作品。李佩甫的《羊的門》和陳忠實的《白鹿原》均截取了較長一段時間，以此呈現一個自然村落的歷史變化和倫理格局的動態變遷。尤其是陳忠實的《白鹿原》，被稱為史詩之作。陳忠實超越了以往文學作品中現代史敘事的局限，從民族文化心理切入，在繁復的人物關系中描繪中國現代歷史風云，白嘉軒、朱先生、鹿子霖、鹿兆鵬、白靈、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等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中的重要形象?？梢哉f，在“新鄉土中國”的語境中，《白鹿原》關于鄉土中國的敘事抵達了歷史深處。在《白鹿原》《羊的門》中，鄉土不再緘默，時代的變遷給鄉土注入了更具復雜性的歷史內容。在動態的歷史變遷中，鄉土的變化與城市的發展都是現代化敘事的重要內容。除此之外，還需強調的是，鄉土自20世紀以來就不斷被當作中國的象征，因此，書寫鄉村歷史的作品也往往被解讀為書寫中國的寓言。這種解讀模式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不斷重復并得到加強，《白鹿原》式的書寫“民族秘史”的模式，突破了現代性的線性敘事模式，給有志于書寫中國現代歷史的作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敘事框架。

我們注意到，21世紀“新鄉土文學”在重述歷史的同時，也深度介入鄉土現實，鄉村的現代化歷程在歷史與當下的關聯中得到更充分的呈現。阿來的《機村史詩》以6部既獨立又有關聯的作品構建了一幅藏族鄉村的長卷，他在50年的時空中寫出了鄉村的命運。阿來在審美上再次回到“人的文學”層面，堅持“人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地”，并重新定義了“史詩”的概念：從寫英雄、神靈轉變為寫人、寫普通人，記錄與表現社會變遷的軌跡和方向。

毫無疑問，在重述鄉村歷史時，現實主義仍是“新鄉土文學”的創作方法，但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已經不同。經歷了現代主義沖擊之后，“新鄉土文學”采用的創作方法更為豐富多樣。由于創作方法的敞開，“新鄉土文學”有了重述鄉村的更多可能，這在陳忠實的《白鹿原》、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和鐵凝的《笨花》等長篇小說中，都有所體現。文學觀念、文學思潮和創作方法的多樣性，在相當程度上既是現代性影響的結果，也是反思現代性的收獲，在這一層面上，“新鄉土文學”超越了鄉土文學。

五

“新鄉土文學”在重述歷史的同時，以巨大的熱情關注鄉土現實，現代化進程中鄉土中國的新變成為作家書寫的重點。作為一種現代化敘事，“新鄉土文學”只有植根于現代化進程中，才能貼近并參與“新鄉土中國”的文化建構。如何進入鄉土，城市、城鎮再次成為參照?，F代文學時期鄉土文學中隱含的城、鄉結構，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因為現代化進程的加速更為凸顯，農村人進城（鎮）的故事，成為“新鄉土文學”的一種主要書寫模式。這種結構和模式，連帶著貧困與富裕、愚昧與文明的差異和沖突。與之前不同的是，城市不只是鄉土的參照，而是已經滲透到鄉土之中，而從80年代便開始的鄉下人進城也影響了城市現代化的面貌。更為重要的是，鄉土自身也或多或少進入了工業化狀態。

20世紀80年代，最初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和路遙的《人生》等。在這類作品中，城鄉之間現實存在的差異瓦解了對鄉土作純然抒情和理想化處理的可能。這或許又可以理解為被納入現代化進程的鄉土空間敞開了，土地和人的命運選擇出現了新的可能。當鄉土社會的現代轉型真正開始時，鄉土與城市作為一對差異性的范疇再次進入文本表征的空間。在當代文學史上，陳煥生和高加林都具有典型意義。在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小說”中，《陳奐生轉業》和《陳奐生出國》都沒有受到特別關注，但兩篇小說敘述的農民轉業和出國的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前景和困境以及鄉土與世界關系的新變和尷尬。高加林集中了現代青年堅毅自信和農村子弟踏實奮進的品質，現實與理想之間的鴻溝成了他矛盾性格的底色，其背后涉及的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村的沖突很可能是包括路遙在內的那一代人無法徹底回答的問題。在《人生》的結尾，被城市拒絕了的高加林回到農村，匍匐在土地上接受了德順老漢的訓導：“這山，這水，這土地，一代一代養活了我們，沒有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會有！”路遙在作品中對高加林所向往的現代生活方式和個人選擇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鄉土與城市分別指向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所謂“上城”和“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擇暴露出這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無法兼容。陳奐生在“上城”之后展現出的種種令人心酸的滑稽之態，正是這兩種生活方式直接溝通之后引發的不協調?！叭松边@個題目的背后其實潛藏著一個隱形的“意象”，也即“道路”隱喻。立足于人生十字路口的作品主角往往有故事。處在十字路口的主人公身上的故事性來源于對兩條不同人生軌跡的抉擇，高加林正是如此。他徘徊在巧珍所隱喻的凝結著作家本人濃厚鄉土情結的“鄉土與傳統”，和黃亞萍所昭示的那個更虛幻卻也更具吸引力的“城鎮與現代”之間。對鄉土的抒情性體驗和來源于城鎮的種種現實阻礙，使高加林無法做出斬截的抉擇。由此來看，高加林的矛盾也是20世紀80年代社會文化本身矛盾性的一個縮影。

在《人生》之后，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描繪了更廣闊的城鄉世界，與面對抉擇疑難的高加林相比，孫少平堅定了許多?！镀椒驳氖澜纭纷詥柺酪詠?，受到廣大讀者經久不衰的歡迎。孫少平的人生經歷，帶給千千萬萬年輕人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在困境中永不低頭的堅強姿態和持之以恒的奮斗始終能給年輕一代以震撼與慰藉，受其激勵和感發，很多人甚至因此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路遙以獨有的真誠賦予作品強烈的感染力，《平凡的世界》在人物刻畫、城鄉選擇等問題上觸及的犧牲精神、人道情懷、史詩性等問題以及作品的表現方式，使其在“新鄉土文學”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化進程改變了鄉村。如賈平凹的長篇小說《浮躁》所敘述的那樣，鄉村在“浮躁”之中敞開了，這才有了小說主人公金狗迂回曲折的人生道路。但《浮躁》呈現和蘊含的矛盾，延續到了90年代的鄉土之中。到了90年代，路遙在《人生》中呈現的高加林式的困境，已經遠遠超越了這個命題原本的倫理維度而上升到存在論范疇。如果說80年代的鄉土中國是在傳統與現代、封閉與開放之間選擇了現代和開放，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我們便無法用文明與愚昧的沖突來敘述鄉土中國的文化或精神特征，此時的鄉土疊加了更多復雜的因素。傳統與現代、封閉與開放的沖突雖仍然存在，但已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新鄉土中國”具有了多面性，這是90年代以后鄉土文學具有多種面向的現實基礎。在討論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新鄉土文學”時，我們首先要看到鄉土中國巨大的歷史進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20世紀90年代的關鍵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迅速融入全球化進程中。如果說80年代的作家尚能尋覓到，或者錯認某種仿佛亙古不變的原初的“鄉土性”，那么到了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作家面對的更多是與城市相對應的鄉土。正如我們在上文分析新文學作家文化身份的基本構成時提到的那樣，20世紀中國作家的鄉土經驗決定了他們對“現代性”的空間想象模式。80年代以來的鄉土小說作家也概莫能外，他們或是少時生長在鄉村，對“吾鄉吾土”有著血肉相關的切身體驗；或是曾經下放到農村，抑或是作為知青去農村，對鄉村生活具有一定的真實感受，并與土地和農民建立了親密深厚的情感。這種想象和敘述模式在90年代以后受到挑戰，現代鄉土小說敘述鄉村的模式雖然延續到“新鄉土小說”中，但“新鄉土小說”面對的是急遽變化了的“新鄉土中國”，所以，它本身也隨之具有了新的特質。

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現實主義沖擊波”，直面的正是“鄉土性”與“現代性”夾雜的“新鄉土中國”?！艾F實主義沖擊波”的鄉土小說創作，直接表現為小說家對鄉村困境的關注。劉醒龍的《分享艱難》、關仁山的《大雪無鄉》、何申的《鄉鎮干部》等，成為90年代重點討論的作品。80年代雖然有些“浮躁”，但改革進程中的鄉村在文學中被賦予了歷史進步意義。即便在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和“陳奐生系列小說”，賈平凹的《雞窩洼的人家》《浮躁》，蔣子龍的《燕趙悲歌》等作品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小說家對歷史進步的樂觀?！艾F實主義沖擊波”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劉醒龍，在90年代初期創作了《村支書》和《鳳凰琴》。從“浮躁”到“艱難”，90年代以后鄉土小說呈現的主題發生了重大變化?！捌D難”可以分享，但“艱難”如何擺脫，“艱難”中的鄉村如何走出危機，這些正是鄉村現代化進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它考驗著小說家的知識、情懷、道德和能力。包括“現實主義沖擊波”在內的“新鄉土小說”帶給我們思考的問題是：鄉村在發展中出現的危機是“鄉土性”還是“現代性”的癥候？“新鄉土小說”如何解決現代化敘事中的矛盾與困境？

有意思的是，21世紀以來，鄉土小說的代表性作品幾乎都是長篇小說，這既與鄉土問題本身的容量有關，也與作家觀察把握鄉土的視野和結構能力有關。賈平凹的《秦腔》等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0后”“60后”作家耳聞目睹了鄉土在20世紀下半葉經歷的種種滄桑變化，因此他們自然而然地選擇以歷時性的、近乎歷史編年體的方式呈現鄉土的流變，長篇小說的總體性視角和龐大體量為他們全方位、多維度描寫鄉土提供了合適的藝術形式。除此之外，紅色經典作為“50后”“60后”作家最早接觸的文學作品，也一再誘發了他們的史詩性沖動；他們渴望通過自己的“作品世界”重建另一種歷史敘事（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私人敘事）的可能性。在這里，城與鄉、離鄉與返鄉的涵義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甚至80年代的鄉土文學已有很大不同。此時，鄉土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成為重要的問題。

六

“新鄉土文學”在以巨大的熱情表現鄉村發展進步的同時，也以深刻的憂患意識面對鄉村工業化、城鎮化中的困境。在對現代化弊端的思考中，鄉土及其“鄉土性”的文化意義被重新發現。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鄉土作為一種價值，曾源源不斷地為中國作家提供了建立主體性的內在資源。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 鄉土不斷退出現代性體驗的核心位置。作為一種歷史性的經驗，鄉村、鄉土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需要再造和重新闡釋。

鄉土中國因發展緩慢而在文化結構上相對穩定，甚至有時處于停滯狀態，因而成為傳統文化的一種表征，現代鄉土文學中潛在的傳統與現代的結構關系呈現了鄉土作為傳統文化棲息地的符號意義。但鄉土文學的經驗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遭到了挑戰，“新鄉土文學”面臨的是“新鄉土中國”。一方面，對國民性的批判仍然是“新鄉土文學”的一個主題，而且被納入人的現代化譜系中；另一方面，在時代急劇變革中，具象的鄉土又被賦予了抽象的文化意義，以重釋傳統回應西方現代性，以激活傳統抵抗現代化弊端，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鄉土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

20世紀80年代一度興起的“文化熱”表明，知識界和文化界開始從文化角度思考現代化敘事問題。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西學再次東漸，現代化理論成為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要參照。隨之而來的是對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傳統文化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還是資源，再次成為問題的焦點。如果從整體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認為“障礙”和“資源”是一體之兩面。如果我們無法否定“新鄉土文學”承接鄉土文學批判國民性的歷史與邏輯基礎，就不能不承認“鄉土性”中的劣根性，這是需要在現代文明進程中加以改造的部分；但與“鄉土性”相關的文化屬性能否完全被“現代性”替代，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鄉土文化對于現代化的意義在哪里？

在文化本源的意義上重新發現鄉土的價值，是進步中的回退，“尋根文學”由此向我們提供了認識鄉土和解讀“新鄉土文學”的另一個視角。時至今日，韓少功的《文學的“根”》一文對于我們重新思考“尋根文學”的譜系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篇文章中，韓少功以一種充滿民俗學和人類學色彩的筆調對鄉土展開了一番細致的鉤沉。在韓少功的論述里，文學的“根”也就是“文化之根”，而文化之根又潛存在現實、現代性的視域之外。當然，時隔多年之后我們重讀這篇宣言不難看出，韓少功筆下的鄉土不是社會性存在的、現實的鄉土，他筆下的鄉土、根同樣是某種價值的體現。除此之外，韓少功在這篇文章中頻頻提到了“民族”“世界”等概念，在這種全球視域的觀照、闡發下，鄉土獲得了它的地域性內涵。對特殊性和地域性的強調自然而然地與個體的審美經驗密切相關，但充滿地域性的鄉土在全球化進程中又具有怎樣的意義，這一點在現代化敘事中被不斷追問。

顯然，在鄉村與城市都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之后，這兩個概念的所指已經遠非其本來的內容。在張煒的《融入野地》那里，城鄉變成了形而上“存在”的兩種狀態。張煒特意選擇了“野地”這個詞來喻指“鄉土”的形而上含義，野地的蒼茫無際在隱喻的層面指向無區隔、原初、無限等抽象概念?！度谌胍暗亍吩臼菑垷橀L篇小說《九月寓言》的“代后記”，它在文本之外詮釋了《九月寓言》的意義。在20世紀90年代的“新鄉土文學”中，《九月寓言》獨具意義，它超越了城與鄉、傳統與現代的二元結構，在精神本源層面重新理解鄉村作為文化的意義。在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浪漫主義的又一次復蘇，在張煒創作于這一時期的一些小說中，自然、鄉土、精神性等浪漫主義元素匯聚在一起。浪漫主義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每一次浮現，幾乎都需要某種特定的現實背景，我們不妨將這種背景稱作“浪漫主義氛圍”。簡單來說，就是浪漫主體總是需要在與其充滿限制性的“對立面”的博弈中實現自己無限的主體性。張煒像其文學前輩沈從文那樣，以原初的自然風景喻指鄉土，并以理念中整一存在的鄉土—自然對抗城市文明和現代文明。這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作家對西方式現代化弊端的認識和抵抗。

對鄉土文化意義的再發現，并不能簡單消除鄉土因工業化而面對的困境。張煒一再將野地所象征的理念與知識分子的精神性作對比，鄉土及其自然存在被張煒用作市場經濟語境下與流俗抗爭的利器。在李銳的《太平風物》中，作為農耕文明的象征，“農具”既是器物，也是一種生存方式，人與土地因此血肉相連。這樣一種親和關系，在工業化之后逐漸消失，農具已經銹跡斑斑?！稗r具”的歷史詩意和現實困境，正是鄉土中國的矛盾所在?！靶锣l土文學”在以“鄉土性”抵抗現代化弊端的同時，也要防止過于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傾向。對鄉土文化意義的再發現，不能置身于現代化進程之外，汲取、轉換都是對鄉土的重塑，這從一個方面表現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對“新鄉土文學”的要求。因此，“新鄉土文學”的現代化敘事需要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特點，積極探索破解鄉村社會現代轉型難題的路徑和方法。在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的中國小說史中，鄉土題材作品具有絕對優勢，不同代際的作家都對鄉土有著難以釋懷的情結。進入21世紀后，鄉土經驗似乎成了一種代際性的“區隔經驗”?！?0后”“60后”作家仍在不間斷地書寫鄉土的歷史與新變，賈平凹等作家在21世紀均創作出了其個人寫作歷程中的高水平之作，這些作品大多是書寫鄉土的。而“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家的主要敘事空間則轉向了城市，鄉土已經不再是新一代作家“感情結構”的基本元素，也不再作為作家對世界進行摹想的主要原型。無疑，城市文學也是現代化敘事的一部分，它的興起并不是對鄉土文學的壓縮，而是現代化進程的一種結果，城與鄉的結構關系和內涵的變化也將重構鄉土中國的現代化敘事。無論是鄉土的歷史經驗，還是鄉土的現實狀況，都需要不同代際作家從各自的視角進行觀察、思考和把握。

在鄉土中國發生深刻變化的當下，“新鄉土文學”需要重新認識和反映鄉土。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價值沖突在鄉土中國表現得非常激烈，需要在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中加以整合。正如有學者提出的那樣，“新鄉土文學”既要關注工業文明沖擊后的鄉土，又要關注后工業文明對鄉土的輻射。創作了《機村史詩》并關注鄉村生態問題的阿來由此提出了另鑄鄉土和鄉土文學的問題，這是深化現代化敘事的題中應有之意。另鑄鄉土文學的可能和前景在近幾年的小說中開始出現，趙德發的《經山?！?、范穩的《太陽轉身》、阿來的《機村史詩》、關仁山的《白洋淀上》和喬葉的《寶水》等，都是值得關注的書寫鄉村振興之作。這些作品從不同側面呈現了“新鄉土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壯麗景觀，或謳歌新山鄉巨變，或敘述脫貧攻堅，或關注農村兒童，或表現生態文明建設。面對快速發展的“新鄉土中國”，一種新的語境和新的鄉土生活正在生長，激活歷史經驗、反映時代精神的“新鄉土文學”之新質也在發展和累積之中，這是以文學的方式呈現鄉土中國和重構“鄉土性”的一個新階段。

從鄉土中國到“新鄉土中國”，既是社會的也是美學的嬗變史。置身其中的寫作者，其褲管自然粘上了泥土、浸透了露珠，鄉土文學則是在大地上生長出的莊稼。當作家用心去觀察、思考、描繪鄉土中國時，展現的不僅是土地與人的命運，也顯露了自身想象鄉土中國的方式，這反映出文學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緊密關系。如是，鄉土中國現代化敘事中的“新鄉土文學”，既是思想史建構中的文學參與，也是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再反思與再探索。在中國的現代化敘事中，如何敘述鄉土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問題，而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在“新鄉土中國”的大地上，我們有理由期待變化中的“新鄉土文學”成為其中最美麗的風景之一。

（本文注釋內容略）